清平乐的北宋汴京城与时代同声相应宗教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经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虽已在中国站稳脚跟，但终因是外来宗教，与封建儒、道思想有颇多不合之处而受到不少挫折。宋太祖即位之初，似乎对佛教并不感兴趣，虽已停止了周世宗毁佛令，但对已毁过的寺院也不再恢复，保持现状，加以整顿。在宋廷整顿佛教的同时，佛教自身也不断主动地调整与宋廷统治者的关系，以求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欧阳修《归田录》就记载有这样一件事情：“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显然，僧录赞宁把太祖皇帝说成“当今佛”，这样便解决了“当今佛”与“过去佛”的矛盾，加强了对封建统治者的依附性。

佛教自身的这些调整很快就收到了明显效果，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变化，要求大臣们读一些佛经，以便领会其中“有裨政治”的奥妙之处。至真宗时，已将佛教的戒律与儒家说教统一起来，更是大力崇尚佛道。

由于北宋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提倡，致使北宋一代“士大夫多修佛学”，“崇道教，兴佛法”，“营佛事，创梵宫”几成时代风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东京城内的寺院建筑便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在遍布京城众多的佛教寺院中，以相国寺、开宝寺、天清寺、太平兴国寺最为著名，号称东京四大皇家寺院。作为七朝古都，开封至今仍保存着相国寺以及开宝寺中的铁塔、天清寺中的繁塔等著名佛教建筑。

相国寺始建于北齐，后废，唐代再建，已初具规模，又经宋之扩建，方成为东京寺院之首：“其形势之雄，制度之广，剞劂之妙，丹青之英，星繁高手，云萃名工。外国之稀奇，八方之异巧，聚精会神，争能决胜，极思而成之也。”

宋廷的许多佛事活动以及祈雨赈济等，都在相国寺进行。开宝寺，唐代称封禅寺，经宋代增修，有二十四院，“前临官街，北镇五丈河，屋数千间，连数坊之地，极于钜丽”。开宝寺曾先后建造过两个重要的梵塔，颇负盛名。其一为喻浩所造的木塔，该塔于仁宗庆历四年（年）毁于雷火，后于皇祐元年（年），又在原塔址处建一座琉璃砖塔，因塔的外身呈铁褐色，俗称铁塔。

该塔虽饱经千年沧桑，至今仍矗立于今开封铁塔公园，年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清寺，后周世宗始建，以世宗生日天清节而命名。该寺有一天清寺塔，俗称繁塔，该塔虽历代屡遭劫难，然亦保存至今，堪称国宝。

太平兴国寺，在当时的汴河马军衙桥东北，原为唐龙兴寺，后废。宋开宝三年（年），僧人力争，复为寺，诏为重修。据称该寺建成之后，远在都城数十里外便可望见寺内佛塔，登塔六七级方见佛之腰腹，佛指皆合把。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经长时间发展，也逐渐成为了封建统治者的强大精神支柱之一。北宋的道教徒们，为了取得宗教上的特殊地位，通过宋真宗别造了一个道教教祖，名曰赵玄朗，这样便与赵宋皇室攀上了宗祖关系，道教也就自然备受北宋统治者的青睐。在道教影响与皇权统治密切结合的情况下，道家宫观建设日益成为当时东京另一大皇家工程。东京一代，修建的宫观主要有玉清昭应官、会灵观、东太一宫、上清宫等。

玉清昭应宫，位于内城北天波门外，东西步，南北步，始建于大中祥符元年（年），历经十四年而成。该宫在修建时，为了保证建筑质量，宋廷“尽括东南巧匠”，“多载奇木怪石”入京。建成后，“其宏大瑰丽，不可名似，远而望之，但见碧瓦凌空，耸耀京国”。宋人将此宫比如秦之阿房宫，可见其金碧辉煌，当是空前绝代的。后于大中祥符五年（年）八月，利用修玉清昭应宫之余材，在南薰门内东北部又修建了另一道观，观成之后由真宗赐名为会灵观。东太一宫位于外城外东南之苏村，太平兴国八年（年）始建，历经八年而成，有大殿十座，四廊尽画三皇五帝，南斗三台、二十八宿，天曹日司等神像。上清宫，位于新宋门里街北，此宫为宋太宗所建，耗资巨大，历经八年而成。建成后太宗曾御书题额，以金填字，风光一时，后于仁宗庆历三年（年）毁于火灾。

统治者修建如此众多的寺院和宫观，其目的无非是利用“天佐神祐”的封建迷信来巩固其封建统治。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这类建筑无言地体现着一代统治者的精神希冀，反映出统治者的虚弱，不得不更多地依靠一种虚无缥缈的力量来支撑自己本已空虚的精神世界。但他们绞尽心思所做的这些努力，充其量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权宜之计。靖康年间，随着东京城的沦陷，北宋统治者的所有希冀都最终成为泡影。尽管如此，若能透过北宋统治者以及宗教徒们人为制造的政治、宗教迷雾，细观宏伟瑰丽、样式各异的北宋东京宗教建筑，我们不难领略到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以及创造精神。

转载请注明：http://www.kaifengshizx.com/kfzx/66054.html